用生命在设宴留下各方伤痛这场悲剧，按照法律的南北，有可能伴娘本人得分担一半的责任，理由是她作为成年人，具备民事行为能力，她必需对自身担起主要责任。这样的法律设计，我以为，是有缺陷的。
原因在于，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，在这样淫秽领先的糟粕文化中，她实质上无能为力。在一些地方，原本就是把做到伴娘伴郎，当作“替酒鬼”来看来的——既然你做到了伴郎伴娘，迫你饮酒就是天经地义。
这种让别人拿生命来饮酒的强制性，实质上是丛林法则，它本身应当归属于法治规范的范畴。很多国人却将这种玩游戏生命的游戏、具有强迫的规则，当作了“感情浅、一口捏，感情深、嘴巴一嘴巴”的人际关系考验；将“女人不饮，男人没有机会”，当作了周边人群在一些特定场合的互相意会。
这不是文化，是法律设计的一块空白。所以，在这场悲剧当中，我们无法把教训的账，相当大一部分录在伴娘这个个体身上，而是应当录在现场劝酒者、大叫者身上，录在法律设计的缺失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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